
1990 年 10 月,一位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名叫弗兰克·林恩·梅什伯格的产科医生,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两页的论文。四百七十八年来,上千位艺术史学者都没能做到的事,被他做到了。他看着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注意到《创造亚当》里环绕着上帝的那团翻卷的红色形状,是一幅人脑的剖面图。
不是模糊的相似。不是虔诚的隐喻。而是一幅解剖上准确的示意图:脑沟的位置是对的,脑干在脑干该下行的地方下行,垂体柄正好垂落在神经外科医生预料会找到它的地方。一旦你看出来,这幅湿壁画就不再是一幅宗教场景,而变成了一个论点。问题在于,这个论点说的是什么,以及一个仰面躺着画了三年半的人,是怎样把一颗人脑偷偷带进梵蒂冈的正中央,却在将近五百年里都没有人察觉的。
一位医生发现的《创造亚当》隐藏含义
梅什伯格不是艺术史学者。他是一位执业的妇产科医生,白天在印第安纳州接生,晚上读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书。占据他业余时间的那个谜题,起因很简单:他每次看这幅画,都觉得上帝身后那块红色的布不像布。它像他在医学院里解剖过的某样东西。
于是他把它描了下来。他把斗篷的轮廓叠在一张教科书上的大脑矢状剖面图上,吻合的程度几乎让人难为情。额叶位于上帝肩膀向前顶出的地方。颞叶鼓起在那位膝盖抵着上帝肋部的天使下方。脑干朝着那条绿色饰带向下延伸,而饰带本身描出的正是椎动脉。斗篷下部中间有一小撮突起,和垂体对得上。上帝身后的空白处,那片米开朗基罗几乎没怎么上色的幽暗空隙,就是脑桥。
“我认为,米开朗基罗这位技艺精湛的解剖学家,”梅什伯格写道,“在他对上帝的描绘中隐藏了大脑的图像,以此对神性的本质做出了一番表态。”这篇论文排了三栏,只有一张示意图,却改变了每一位认真的参观者在西斯廷礼拜堂里抬头看画的方式。它没有被当作异端。人们把它当作一样一直就在那里、只是藏着的东西。
一位被逼着画画的雕塑家
要理解《创造亚当》里的大脑为什么出现在那个位置,你得先明白,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一开始根本就不想爬上那个脚手架。1508 年,他三十三岁,已经因为圣彼得大教堂的《圣殇》和佛罗伦萨的《大卫》而成名,他认为自己是个雕塑家。画画是别人的事。他几乎没画过什么,更没画过礼拜堂天顶这种规模的东西。当教宗尤利乌斯二世把他召到罗马,宣布由他来给西斯廷的拱顶画湿壁画时,米开朗基罗想方设法推脱。
他认为这项委托是他的对手、新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师多纳托·布拉曼特设下的圈套,就是想让他在一种不熟悉的媒介上栽跟头。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有人在给他下套。教宗不听这些。尤利乌斯是一位武士教宗,曾经身披全副盔甲亲自率军出征,他决定的事就一定会发生。1508 年春天,米开朗基罗爬上了脚手架,开始把颜料和进灰泥里。
他画了三年半。他是仰面躺着画的。这一点是真的,尽管有传说称他是站着画的。他画的时候灰泥滴进眼睛和胡子里,脖子向后弯得太厉害,以至于他写了一首十四行诗抱怨自己成了一张叙利亚弓,一个弯曲的东西,他的脸成了接住天顶滴落物的马赛克地板。有一天早上他一怒之下辞退了助手们,大部分是他一个人画完的。他的报酬是分期付的,而且总是拖欠。
等他画完,他已经在九幅中央画面上画了三百多个人物,从祭坛一直排到门口,贯穿整个礼拜堂,倒着讲述创世记的故事。你走进来时,看到的是故事的结尾,挪亚醉酒,然后湿壁画一路往回走,走向开端。《创造亚当》是从祭坛一端数起的第四幅。它不是最富戏剧性的。《分开光明与黑暗》更有火力。《大洪水》人更多。但《创造亚当》是你在冰箱贴上、T 恤上、iPhone 手机壳上都见过的那一幅。
《创造亚当》里永远碰不到的手指
两根手指,几乎相触,中间隔着大约一英寸半的距离。注意到这道空隙就是整幅画的人,不止梅什伯格一个。如果手指碰到了,这幅画就结束了。亚当就活了。故事就讲完了。这道空隙是那之前的一瞬间。米开朗基罗选择定格的就是这一刻,因为“差一点”的时刻比“到达”的时刻更有意思。
但看看手指本身。上帝的右手食指是绷紧的、伸直的、在够的。亚当的左手是松弛的、无力的、在垂落的。标准的解读是:上帝赐予生命,亚当接受生命。展牌上是这么写的,上亿游客听到的也是这么说的。而这几乎可以肯定是错的。
在画面里,亚当已经活着了。他的眼睛睁着。他的身体肌肉结实,已经成形。他像一位年轻的国王一样斜倚在山坡上,望着上帝,眼神里不完全是崇拜,更像是认出了什么。如果这幅画讲的是赐予生物意义上的生命,那么在火花到来之前,亚当应该是毫无生气的。他并不是毫无生气。他在等待。
如果你像梅什伯格读斗篷那样去读这个构图,上帝赐予的就是另一样东西。他赐予的是让亚当成为人而不是动物的那样东西。他赐予的是心智。
西斯廷礼拜堂里的解剖学,藏在一件斗篷里
大脑就是在这里登场的。如果这幅画讲的是赐予灵魂,你会预期灵魂出现在某个看得见的地方:一只鸽子、一道光、一簇火焰。这些都没有。有的是上帝,被天使们簇拥着,嵌在一团器官形状的红布里。

梅什伯格一个结构一个结构地讲解。斗篷的外轮廓描出了大脑的外表面,包括一处非常特别的凹陷,也就是分隔额叶和颞叶的外侧裂。上帝正下方那位身体弯在上帝右臂下的天使,占据的是小脑的位置。另一位天使的腿垂在脑干下行的地方。一只脚伸在脊髓应在的位置。视交叉、垂体、下丘脑,在衣褶里都各有对应的特征。从斗篷后面飘出来的那条绿色围巾,是椎动脉。
在下部中间还有一个小细节,一个小小的突起,梅什伯格认定它是垂体,也就是统管内分泌系统的“主腺”。在湿壁画里,一位小天使的腿摆放的位置,使得他的脚踝和脚恰好和示意图中垂体的位置对齐。这种事很难用巧合来解释。米开朗基罗把一个孩子的脚放在了掌管生长与生殖的腺体所在的位置,而且是在 1511 年放上去的,比欧洲有人发表现代垂体解剖学早了三百年。
西斯廷礼拜堂的大脑也不是这组壁画里唯一隐藏的解剖结构。2010 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神经解剖学家伊恩·苏克和拉斐尔·塔马戈发表了一篇后续论文,指出另一幅画面《分开光明与黑暗》里藏着一个脑干。他们认为,那幅画里上帝的脖子被画成了人类脑干的剖面,各个结构透过一层绷紧的皮肤显露出来。两篇论文的论点是一样的。解剖不是装饰。它就是主题。
解剖学家米开朗基罗
一位画家怎么会知道大脑从里面看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亲手切开过。
到 1508 年,米开朗基罗解剖人体已经将近二十年了。他十几岁时就在佛罗伦萨开始了,地点是圣灵医院的停尸房,那里的院长允许他解剖那些死后无亲属认领的病人遗体。作为回报,他雕了一座木制的十字架像。如果说米开朗基罗的解剖学有什么秘密的话,那就是他看过的人体内部,比他那个世纪的任何一位画家都多。

他把看到的画了下来。他的几十幅解剖素描留存至今,用红色粉笔和黑色粉笔画成,肌肉被剥开,关节暴露在外,有些画得极为细致,二十世纪的外科医生曾把它们用作教学材料。他懂得腹部肌肉的排列,懂得斜方肌如何附着在肩胛骨上,懂得脊柱在受力时的弧度。他懂得大脑。他捧过一颗大脑。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为标准解读所做的标准辩护(斗篷只是斗篷,梅什伯格只是在牵强附会)要求你相信:一位受过训练的解剖学家,在可以自由设计一幅关于人类意识诞生的场景时,画出的衣褶碰巧和意识的器官相吻合。这不是不可能。只是不太可能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米开朗基罗不能说出口的话
如果米开朗基罗确实是有意在斗篷里放了一颗大脑,那问题就是:为什么?最好的答案,是梅什伯格暗示了但没有挑明的那一个:因为他不能用语言把它说出来。
1511 年的神学氛围,容不下“上帝赐给人类的是意识而不是灵魂”这样的说法。灵魂是教会早已定论的范畴。它在受孕时被注入。它是非物质的。它和颅骨里那团粉红色的胶状物毫无关系。暗示神圣的火花关乎大脑的化学,往好里说是一桩哲学丑闻。往坏里说就是异端,而 1511 年罗马的异端分子,预期寿命都很短。
但米开朗基罗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在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宫廷里长大,和马尔西利奥·菲奇诺、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一同受教。神性通过人类的理性能力来体现,这种新柏拉图主义观念并不边缘;它是米开朗基罗成长于其中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圈子的思想家常便饭。他应该读过皮科的《九百论题》和《论人的尊严》,后者论证说,把人类和野兽区分开来的是智识,是推理的能力,是心智。
在 1511 年,你不能把这样的论点画在礼拜堂的天顶上。但你可以画一颗大脑。而且你可以画得让抬头看天顶的学者认得出来,而走过的枢机主教只看到衣褶和天使。后来伽利略用望远镜时也用了同样的策略:用只有内行才读得懂的形式,说出有争议的话。
如今大多数认真对待梅什伯格的历史学家,接受的都是这种解读。跨过那道空隙的赠礼,不是笼统的生命力。是认知的能力。
《创造亚当》里上帝身后是什么
数一数上帝身后的人物。一共十一个,天使和孩子,挤在他伸出的手臂下,紧贴在红色斗篷里。几个世纪以来,艺术史学者们一直在争论他们是谁。最常见的解读是,从上帝左臂下向外望的那个女人是夏娃,她还没被创造出来,却已经存在于上帝的心中,要到下一幅画面里才会登场。上帝左手搭着肩膀的那个孩子,有时被认为是耶稣,在等待道成肉身。
梅什伯格的解读改变了这一点。如果斗篷是一颗大脑,那么里面的人物就是念头。他们是创造那一刻上帝脑海里的东西。夏娃和将要到来的基督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在场;他们是想法,是未来,是计划。那个女人望着亚当,因为她是亚当伴侣的那个念头。上帝手下的那个孩子,是一个孩子的念头:将来需要这个孩子来挽回亚当即将犯下的错。
这就是为什么米开朗基罗把这一场景画成了沉思的时刻,而不是行动的时刻。上帝不是在施咒。他是在思考。亚当不是正在被赋予生气。他是正在被构想出来。
Chiaro 恰好在这种解读落地的地方派上用场。站在从祭坛数起的第四幅画面下面,伸长脖子,一边听耳边讲述梅什伯格的论文,一边找到上帝左肘附近那个垂体的小突起。这个细节只有在你看之前就知道往哪里看时才有用,而天顶太高、房间太挤,没有人能实时一步步带你看。
让色彩回归的那次修复
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人能看到梅什伯格看到的东西,因为天顶是泥水坑的颜色。四个世纪的烛烟、熏香、油灯,加上数百万参观者的体温,给这幅湿壁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污垢,厚到学者们写了整本整本的书来讨论米开朗基罗“暗淡、沉郁的调色板”。他们描述的是污垢。
1980 年至 1994 年间,由詹路易吉·科拉卢奇带领的一支梵蒂冈修复团队,用溶剂和棉垫一厘米一厘米地清除了污垢。下面露出来的东西并不暗淡。那是粉红、绿色和酸黄色,属于一个在专攻蛋彩画的佛罗伦萨作坊里学会湿壁画、不知道湿壁画“应该”沉郁的人。米开朗基罗画起画来像一位色彩大师。这次修复并非没有争议:以美国艺术史学者詹姆斯·贝克为首、人数不多但声音很大的一群批评者认为,清洗者剥掉了米开朗基罗亲自加上的最后一层保护性罩染,使体积塑造变得扁平,对比也亮过了米开朗基罗的本意。
随着时间推移,贝克输掉了这场争论。现有证据的分量表明,被去掉的确实是污垢,科拉卢奇揭示出来的色彩接近米开朗基罗所画的样子。值得一提的是,梅什伯格的论文正是在修复进行到一半时写成的。他看到的斗篷,可能比十六世纪以来任何一位观者看到的都更清楚。
再看手指,这次从后面看
回到那两根手指。如果你跟上了大脑的论证,第二个细节就会豁然开朗。看看上帝的手腕相对于手臂的位置。前臂从斗篷里伸出来的位置,恰好就是真实人脑中运动皮层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控制手臂、手和手指随意运动的那一条组织。神经科医生把这个区域叫作中央前回。在梅什伯格的叠图里,上帝的手臂从中央前回伸出,他的手指向前够去。
换句话说,上帝的手,是从大脑里控制手的那个部分伸出来的。这个细节一旦被领会,关于斗篷的相似是否出于偶然的争论就可以停止了。手臂离开大脑的位置,正是神经解剖学家会画出的那个位置。这不是装饰。这是一幅示意图,米开朗基罗以一个用死语言写作的人那样的含蓄,向你展示他认为上帝之手究竟是什么。
亲眼去看时,看什么
这辈子你最多能看这幅湿壁画两次。一次是学校组织的旅行,一次是蜜月。也许还有第三次,是去罗马出差时多出来的一个下午。警卫会嘘你让你安静,天顶在五十英尺高处,你身后的队伍大概九分钟后就会不耐烦到爆发。
在这九分钟里,有三样东西值得找到。
第一,手指之间的空隙。不是手指,是空隙。注意亚当的手指在垂落,而上帝的手指在够。这种不对称就是重点。
第二,斗篷。找它的外轮廓。用眼睛把它描一遍。上帝肩膀处的额叶,那位把腿收在后面的天使下方的颞叶,朝绿色饰带垂落的脑干。从五十英尺外你看不到垂体,但你能看到整个剪影。
第三,亚当的眼睛。他已经在看着上帝了。问问自己你看到的是什么:是一具身体正被赋予生命,还是一个心智正被交付一个念头。
看这个天顶的妙处在于,它会回报那些事先做过功课的参观者。毫无准备走进来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天顶。脑子里装着梅什伯格走进来的人,看到的是一场关于“是什么让人成为人”的论证,由一位本来就不想待在那里的雕塑家,从宗教裁判所眼皮底下偷偷带了过去。
1512 年米开朗基罗完成拱顶六个星期之后,教宗尤利乌斯去世了。米开朗基罗很难过。他和教宗不停地争吵,他是在被迫之下画完天顶的;完工之后,他从这项委托中解脱出来,再也不必完成尤利乌斯真正想要的那个项目:一座有四十尊大理石雕像的巨型陵墓。他回到了雕塑。他再也没有画过那样规模的画,只有一次例外:二十二年后,另一位教宗让他在下方的墙上画了《最后的审判》。那幅画里也有它自己隐藏的身体和它自己的解剖学玩笑。但没有一个比得上天顶上那颗大脑的那种不动声色的大胆。
斗篷还在那里。它已经在那里五百一十四年了。弗兰克·梅什伯格回去接着接生了。而米开朗基罗,在某个地方,想必很得意我们花了这么久才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