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1 年 8 月 21 日早上,一个穿着白色罩衫的男人把《蒙娜丽莎》藏在外衣下面,走出了卢浮宫。整整 26 个小时没有人发现。在那个早晨之前,列奥纳多的这幅肖像受人赞赏,有人参观,偶尔有人临摹。在那之后,她成了地球上辨识度最高的图像。
所以,当人们问《蒙娜丽莎》为什么这么有名时,老实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有一个生日。它诞生在一个星期一。那天卢浮宫闭馆做清洁,一个不声不响的意大利杂工把这幅画从方形沙龙的挂钩上取下来,用一件工人罩衫裹好,从一扇工作人员通道的门走进了巴黎的夏天。我们如今以为自己了解的关于《蒙娜丽莎》的一切,人群、防弹玻璃、自拍杆、明信片、恶搞,全都源自那个早晨。
《蒙娜丽莎》为什么这么有名?从 1911 年说起
人们在网上搜“《蒙娜丽莎》为什么这么出名”,搜出来的是一篇篇谈她的微笑、她的眉毛、她的姿势的文章。真正的答案,在一个炎热的星期二下午提交的一份警方报告里:《蒙娜丽莎》被盗,画作失踪,没有嫌疑人,没有目击者,没有赎金要求。要明白《蒙娜丽莎》今天为什么有名,就得先看看在那份报告提交之前的四百年里,她在墙上待得多么低调。自从列奥纳多约在 1519 年把它卖给弗朗索瓦一世以来,这幅肖像一直在法国王室的收藏里。它挂过枫丹白露宫,挂过凡尔赛宫,挂过杜伊勒里宫里拿破仑的卧室,从 1797 年起挂在卢浮宫。评论家们赞赏它。瓦萨里写道,那张嘴仿佛在呼吸。沃尔特·佩特在一篇辞藻华丽、19 世纪的学生们都会背诵的文章里,说她是一个比山岩还要古老的形象。这些都没有让她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画。她只是众多名作中的一件。如果非要排名,她排在拉斐尔的圣母像后面,排在许许多多宏大的法国历史画后面,排在对面墙上委罗内塞的《迦拿的婚礼》后面。
她当时有多普通,看这件事就知道:盗窃发生的那天早上,最早走进方形沙龙的人里,有一位来临摹她的业余画家。他看到墙上空空的挂钩,耸了耸肩,以为她被拿到楼上博物馆的文献摄影室去拍照了。他坐下来等。几个小时后,他问一名警卫她什么时候回来。警卫去查看。就在那一刻,大约中午时分,卢浮宫的管理层发现,史上最有名的那幅画,一幅当时还不是史上最有名的画,不见了。

毫无动静的二十六个小时
博物馆星期一闭馆。盗窃发生在那天清早。直到星期二中午前后,这幅画才被报失。这段空档,也就是巴黎戒备最森严的那件物品躺在一间廉价出租屋里、却没有任何人发现她不见了的二十六个小时,正是她的名声涌进这个故事的那道裂缝。
因为现在有了一个谜,而这个谜还配着一张照片。法国报纸把《蒙娜丽莎》登在了头版。伦敦、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东京的报纸也是如此。对 1911 年的大多数读者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张脸。他们也许听说过这幅画,就像一个识字的人听说过西斯廷礼拜堂或米洛斯的维纳斯那样。很少有人能在一排画像里把她认出来。如今,在每一座有印刷机的首都,她的脸都出现在早餐桌上,上面是一条关于犯罪的标题。不到一周,她就成了世界上被复制得最多的图像,而她做到这一点,靠的不是她自己的美,而是她的缺席。
卢浮宫闭馆一周,重新开放时,她原来挂的地方只剩一面光秃秃的墙。参观者排着队去盯着那块空地看。来看“什么都没有”的人,比之前那些年里来看她的人还多。他们献花。他们写诗。巴黎的一位报纸编辑称之为“国耻”,并指出这幅画是从一个只有一名昏昏欲睡的看守的展厅里被偷走的,而那个看守当时出去抽烟了。警方盘问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并通过他盘问了一位名叫巴勃罗·毕加索的年轻西班牙画家,两人都曾与此前卢浮宫一起小小的伊比利亚石雕头像失窃案有过间接牵连。毕加索到警局时浑身发抖。他被放了出来。报纸把这个故事在头版上登了好几个月。

来自杜门扎的杂工
窃贼是文森佐·佩鲁贾,三十岁,出生在意大利与瑞士边境附近的山村杜门扎。和那些年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一样,他来巴黎找工作,在卢浮宫找到了一份玻璃工的活儿:他是被雇来为博物馆的画作制作保护玻璃框的工人之一。他确实亲手参与过给《蒙娜丽莎》安装前面的玻璃。他熟悉那个展厅。他熟悉那些螺丝。他熟悉那些工作人员楼梯。
8 月 21 日早上,他穿上博物馆发给维修工人的白色罩衫,趁展厅不对公众开放时走进方形沙龙,把画从四个铁钩上取下来,搬进一个工作人员楼梯间,把它从沉重的镀金画框里撬了出来。他把画框留在了楼梯上:后来人们发现它靠在墙边,玻璃完好无损,就像有人出门时顺手挂起的一件外套。然后他把光秃秃的杨木画板塞进罩衫下面,走下楼梯,从院子附近的一扇门出去,回了家。
这次盗窃本身,并不是一个关于天才罪犯的故事。佩鲁贾不是什么幕后主谋。他没有买家。除了把画带回家,他没有任何计划。两年零四个月里,他把她藏在圣路易医院街一间出租屋里的一只带夹层的箱子里,偶尔拿出来给朋友看,或者带着一个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对了的人那种不安的爱,查看她是否还在。
一个意大利玻璃工为什么要偷列奥纳多的画
《蒙娜丽莎》背后的故事,到了这里就不再是一个“谁是凶手”的侦探故事,而变成了一件更奇怪的事:一个关于民族主义、业余历史,以及那种最终化为行动的积怨的故事。
佩鲁贾相信,《蒙娜丽莎》是被拿破仑从意大利偷走的。这是错的。是列奥纳多本人把这幅画带到了法国,一位老人在法国王室的庇护下慢慢走向生命的尽头,这幅画就装在他的鞍袋里,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早在现代意义上的法国出现之前,这幅画就已经在法国人手中了。但佩鲁贾是听着一个神话长大的,这个神话在 20 世纪初的意大利流传很广:拿破仑的军队洗劫了这个国家的艺术遗产,法国欠意大利一个归还。佩鲁贾脑子里的那个版本的《蒙娜丽莎》历史是错的,但那是别人教给他的版本,他把它当真到了要去偷画的地步。
到了审判时,这就是他的辩护:他没有犯罪,他是在让文物回归祖国。意大利法院判了他七个月。他服刑六个月多一点。在意大利,他被广泛地、公开地当作一位民间英雄:报纸争论他该不该得一枚勋章,陌生人给他寄葡萄酒,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女人提出要嫁给他。他后来回到了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军队服役,之后又干回了粉刷房子的营生,1925 年默默无闻地去世,似乎始终没有真正明白自己引发了什么。
名声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
这一部分让人不太愿意承认,因为我们希望艺术是凭着品质出名的。《蒙娜丽莎》是一幅了不起的画。列奥纳多的晕涂法,也就是明暗之间那种柔和的、烟雾般的模糊过渡,是欧洲肖像画史上技术上最惊人的作品之一。她那暧昧的浅笑,她身后那片不可能存在的风景,那双仿佛出自另一个、比那张脸所属的世纪更平静的世纪的手,所有这些,都达到了艺术所能达到的高度。但这些都不是她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画的原因。
她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画,是因为一件蠢得多、也人性得多的事。从 1911 年夏天开始的二十八个月里,每一个有报业的国家的报纸,都把她的照片当作一个谜案来刊登。人们记住她的脸,就像记住一个失踪孩子的脸那样。当她终于回家时,佩鲁贾在 1913 年 12 月试图把画卖给乌菲兹美术馆馆长,在佛罗伦萨被捕,全世界已经盯着她看了两年。意大利在把她交还法国之前办了一场凯旋巡展。佛罗伦萨、罗马和米兰都有人排着长队去看她。1914 年 1 月她重新挂上卢浮宫的墙时,那里的人潮是博物馆从未见过的。从那以后,人潮就再没有真正停下来过。
是照片起了作用。是谜案起了作用。是那面空墙起了作用。到她重新挂起来的时候,名声已经成了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自我维持,与那块画板上的画脱离了关系。此后每一次让她更出名的事,1919 年杜尚给她加的胡子,沃霍尔的版画,防弹展柜,一年上百万人次的参观,都建在这次盗窃浇筑的地基之上。你没法把 1911 年从这个故事里减掉,还得到同一幅画。
一幅关于一个大想法的小画
今天站在她面前,有三件事会让你吃惊。她比你预想的小:大约 30 × 21 英寸,一扇橱柜门那么大。她比复制品看起来更暗,因为列奥纳多的清漆在五个世纪里已经发黄,而没人敢去碰它。而且她离你比你希望的更远,隔着一层防弹玻璃,这层玻璃把她变成了她面前那群人的倒影。
最后这一点才是真正的纪念品。人们来卢浮宫,已经不是为了看《蒙娜丽莎》了。他们来,是为了看彼此在看她:一种朝圣,去往地图上一个其他所有人都已经去过的地方。现代版本的故事,讲的是成为来过的人中的一个。这幅画只是一个由头。
这并没有贬低她。如果说有什么的话,这恰恰是最有列奥纳多风格的结局:一幅画最终变成了关于观看这一行为本身的画,而观看,正是列奥纳多用整个职业生涯去研究的东西。他会觉得好笑。他也会有点不高兴:竟然要靠一个来自杜门扎的杂工,才让这个圆圈闭合。
站在她面前时该看什么
暂时忘掉那个微笑。每个人都在谈那个微笑。去看她身后的风景吧: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她左右两边的河流处在两个不同的高度上,从地质上找不出任何说得通的办法把它们连起来。列奥纳多画的是一片梦中的风景,而不是真实的风景,而这个梦比那张脸更能说明问题。看看她的手,摆放得那样平静,几乎像是从另一具身体上借来的。看看那层薄纱,薄得能透过它看到她的额头,过渡柔和得让你找不到一种颜色在哪里结束、另一种颜色从哪里开始。这就是沃尔特·佩特试图描述、最后又放弃了的晕涂法。正是因为它,那些在明信片上见过她一千次的人,仍会在她面前停下来。站在那里,耳边有 Chiaro,晕涂法就能在警卫给你的那九十秒里讲清楚,而那也是这番讲解唯一真正装得下的时间窗口。
然后,看过之后,记住:你之所以在看,只是因为一个名叫文森佐·佩鲁贾的人,在八月的一个早晨认定她属于他。在巴黎东站附近一间出租屋里的两年,把她从一幅伟大的文艺复兴肖像,变成了 20 世纪再也放不下的那个图像。
她一直是一幅伟大的画。是那次盗窃让她成了一幅有名的画。这才是真正的幕后故事:博物馆的说明牌不会告诉你这一部分,因为它让所有相关的人都有点难堪,包括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