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暗中,一排士兵背对着我们站着,步枪举成一条水平线,面孔藏而不见。在他们面前,一堆尸体的血渗进泥土。而在画面中央,被地上一盏方形提灯照亮的,是一个身穿白衬衫和黄裤子的男人,他跪着,双臂猛地张开,直直地盯着枪管,嘴张着。他的右手掌心有一处伤口。整幅画的构造,就是要让你先看他,再看那些枪,然后明白下一秒他就会死去。这就是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1814 年画的《1808 年 5 月 3 日》,正是这幅画教会了此后的艺术把战争画成恐怖而不是荣耀。它挂在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的 64 号厅,旁边是它的姊妹篇,它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画作之一。
在戈雅之前,画一场战斗的标准方式是画一场胜利:一位骑在扬蹄战马上的将军,一面旗帜,一个英雄姿态的高贵死亡,整个画面经过安排,让战争看起来像是人类最崇高的活动。戈雅把这一切都扔掉了。他画的是失败者。他画的是一群无名的平民,在黑暗中被一台没有面孔的士兵机器枪杀,他让受害者成为一个穿着农民衬衫的无名之辈,而不是英雄,又给了这个无名之辈一个借自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姿势。《1808 年 5 月 3 日》是欧洲艺术不再对战争的样子撒谎的那一刻。
5 月 2 日和 3 日发生了什么
这幅画记录的是马德里真实的两天。1808 年,拿破仑的军队以结盟为借口占领了西班牙,5 月 2 日,马德里人民在街头奋起反抗法国军队,这是一场自发的民众起义。战斗残酷而短暂。第二天,也就是 5 月 3 日,法军指挥官缪拉元帅下令进行大规模报复。从夜里到第二天早上,法国行刑队围捕了数百名西班牙人,其中许多是被发现携带武器、或者仅仅是有嫌疑的普通市民,把他们带到城外的山上处决,其中就包括这一场景所在的皮奥王子山。这场起义及其血腥镇压,成了西班牙独立战争的创伤起点,在那些年的游击战中——“游击战”(guerrilla,意为“小战争”)这个词正是在这场冲突中诞生的——法国人最终被赶了出去。

戈雅把这两天画成了一对。《1808 年 5 月 2 日》画的是起义本身,一团混乱的漩涡中,马德里平民正把拿破仑的马穆鲁克骑兵,也就是他的埃及部队,从马背上拽下来,刀光和扬蹄的马匹纠缠成一团。它喧闹、混乱、充满动感。《5 月 3 日》是它沉默而可怕的回答,是第二天早上,混乱已被冷冰冰的处决机器所取代。像在普拉多这样挂在一起,它们读起来就是因与果:人民的怒火,以及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
那个白衬衫男人为什么改变了一切
看中央的人物。他跪着,双臂向上向外张开,掌心朝前,在被照亮的右手掌心里有一个暗色的印记,一处伤口。这不是偶然。戈雅让一个无名的西班牙劳工摆出了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姿态,连同一处像圣痕一样的伤口,又用提灯把他照得如此明亮,让他在褐色的黑暗中像祭坛画里的圣徒一样发光。通过把基督教艺术中留给最神圣之死的图像学赋予一个无名的受害者,戈雅提出了一个真正全新的主张:一个普通的、无足轻重的人,在黑暗中被占领军枪杀,他的死与一位神的死同样值得敬畏和哀恸。受害者没有名字,也没有军衔。这正是重点。他是行刑队杀死的每一个人,而戈雅坚持认为,他绝对重要。
他周围的其他受害者补全了这层含义。在他左边,一个男人攥紧拳头,低下了头。一个修士在祈祷。一个男人用双手捂住脸,好让自己不必去看。在跪着的男人脚边,躺着一具已经被枪杀的尸体,脸朝下扑在不断扩大的血泊里,双臂仍然张开,呼应着那个活人的姿势,预示着下一秒。后面,又一排囚犯跌跌撞撞地爬上山坡,走向同样的命运,其中一人已经捂住了眼睛。戈雅赋予了受害者个性、恐惧、祈祷、反抗和绝望。他没有给士兵任何这些。
没有面孔的机器
这幅画中最激进的决定,是戈雅对行刑队的处理。他从背后画他们,画成一整团黑影,一样的帽子,一样的背包,一样举起的步枪,连成一条不间断的水平线,面孔完全被遮住。他们不是人。他们是一台机器。这是对此前所有战斗画的刻意颠倒,在那些画里,画家所在一方的士兵是英雄,露出可见的高贵面孔。戈雅让杀人者无名,让被杀者有个性,这样一来,他就把所有的人性放在了提灯的一侧,把所有的非人性放在了另一侧。步枪的斜线和山坡的斜线把你的视线径直推向那件白衬衫,所以无论你从哪里开始看,构图都会把你送到那个即将死去的人面前。
画中没有任何荣耀。光源不是天堂,而是一盏放在地上的方形铁提灯,一件军用装备,把一道生硬、实用的光投射在一场国家谋杀上。马德里城在远处的背景中只是一片塔楼的黑色剪影,沉睡着,漠不关心。泥土被翻搅过。这是第一幅看着战争、只看到其残酷的画,没有提供任何高贵来作为补偿、加以缓和,而此后几乎每一幅诚实的战争图像,马奈的处决系列、挂在城里另一头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的毕加索《格尔尼卡》、每一场现代冲突的照片,都是它的后裔。
晚了六年才画,以及这让戈雅付出了什么
戈雅并不是在 1808 年画的这两幅画。他是在 1814 年画的,事件过去六年之后,就在法国人终于被驱逐、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复位之后。戈雅曾是前任国王的宫廷画家,在法国占领期间也一直在工作,他向新政府申请资金,用他的话说,是要画下“反抗欧洲暴君的光荣起义中最引人注目、最英勇的行动”。两幅五月的画就是这样来的。关于戈雅本人在占领期间的立场,存在一些模糊之处,他是一个谁占据马德里就为谁效力的人,有些人把 1814 年的这两幅画部分解读为一位需要证明自己爱国的画家所做的公开表态。这些都无损于作品本身。无论驱动他的是信念与自保怎样的混合,他创作出来的东西都是宣传的反面,因为宣传是歌颂,而这幅画只有哀悼。
这两幅画后来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5 月 3 日》几乎没有展出过,被认为太粗粝、太丑陋、太令人不安,不适合公开展示,它在库房里待了好些年,据说还受过损伤,可能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运输途中,这就是为什么仔细查看会发现一些颜料缺损的区域。艺术界花了几十年才明白,戈雅画的并不是一幅失败的历史画,而是一种全新的画。
隔壁那间黑暗的展厅
《5 月 3 日》是通往普拉多最令人不安部分的入口,也就是“黑色绘画”。晚年的戈雅耳聋、多病、满心愤懑,他在马德里城外自己农舍的内墙上画满了十四幅私人壁画,用的是黑色、褐色和血色,这些画他从未展出过,显然只是为自己而画。它们后来被转移到画布上,交给了普拉多,挂在 67 号厅。最著名的是《农神吞噬其子》,时间之神瞪着狂乱而惊恐的双眼,把自己孩子血淋淋的身体往嘴里塞,一幅纯粹恐怖的景象,没有任何叙事上的慰藉。

从《5 月 3 日》到《农神》,是一条直线。两者都出自一个眼看着自己的国家四分五裂的人,他在一组名为《战争的灾难》的私人蚀刻版画中记录了战争的暴行,并得出结论:人类的暴力没有底线。行刑队与吞子之神,是同一种视野在公开和私密两种语域中的表达。在普拉多相邻的两个展厅里站在这两幅画面前,是你能最接近戈雅最后十年内心世界的方式。
看什么
从提灯开始,因为它是整幅画的引擎,留意这个场景中唯一的光来自地上的一件军用器材,而不是来自任何天空。顺着光看向白衬衫,找到右手掌心的伤口,然后认出那个姿势。看他脚边的尸体,从中看到你自己的未来:双臂已经张开,脸已经埋进泥土。然后转向士兵,试着找出哪怕一张脸。你找不到。最后,看身后爬上山坡的那排囚犯,每一个人都会在几分钟之内站到白衬衫所站的位置,你会明白,戈雅画的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条流水线。Chiaro 会在画布前为你讲出基督的姿势、圣痕、没有面孔的行刑队和那盏提灯,让那些使它成为第一幅现代战争画的细节,在你站在能看清它们的地方时被指出来。
想把戈雅放到历代西班牙国王所收藏的画家之中来看,普拉多看什么这篇精华导览把《5 月 3 日》与博斯的地狱和提香的皇帝放在一起,而普拉多参观指南则讲了怎样找到戈雅展厅和“黑色绘画”,不至于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