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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你的画:委拉斯开兹的《宫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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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戈·委拉斯开兹,《宫娥》(1656 年),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1656 年夏天,在马德里阿尔卡萨宫底层一间改建过的接待厅里,迭戈·委拉斯开兹画下了正在为国王和王后作画的自己。国王和王后并不在画里。他们淡淡地映在后墙上一面小小的长方形镜子里。房间里有站在画架前的委拉斯开兹;穿着宽大银粉色裙子的五岁公主玛格丽特·特蕾莎;两位宫中侍女,她们的葡萄牙语称呼 meninas 成了这幅画的名字;一位名叫玛丽亚·巴尔博拉的宫廷侏儒;一位出生于意大利、名叫尼古拉斯·佩尔图萨托的侏儒,正用脚轻轻拨弄一条睡着的大獒犬;一位穿着寡妇修女服的女子,身旁站着一位不知名的侍卫;而在房间深处,门框里,王后的内廷总管何塞·涅托停在台阶上,一只手搭着门帘。《宫娥》讲的是什么?它讲的是这样一个瞬间:一位画家从画布上抬起头,看见西班牙国王和王后正从他身后走进房间,于是决定把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画下来,唯独不画他们。

这幅画高三米,宽两米七五,差不多十英尺高、九英尺宽,亲眼看到它时,让你停下来的是画中的地面与展厅的地面大致连成一片。在普拉多博物馆第 12 号展厅里站在合适的距离,你就不再是在看这个场景了。你就在场景里。公主和你的视线齐平。委拉斯开兹的目光越过你,望向后墙上的镜子,也就是望向国王和王后,也就是望向你。整幅画就是一个关于谁站在哪里的问题。

两幅王室肖像和一间真正在用的画室

要明白委拉斯开兹为什么要设下这个机关,你得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房间。这个空间是王子居所(cuarto del Príncipe),原本属于国王的长子,直到这个男孩在 1646 年去世。王子死后,这些房间被拨给委拉斯开兹做画室,这对一位宫廷画家来说非同寻常:阿尔卡萨宫里的画室,通常只是走廊边上的一间小储藏室。委拉斯开兹从 1623 年起就领着西班牙王室的俸禄。那一年他二十四岁,凭着一幅黑色背景的国王腓力四世肖像从塞维利亚来到宫廷,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到 1656 年,他五十七岁,是国王的寝宫侍从、王室内廷总管,正候着圣地亚哥骑士团的骑士头衔,他最终在去世前两年得到了它。

画中的那块画布,也就是委拉斯开兹站在后面的那块绷好的巨大画布,和《宫娥》本身一样大。我们看不到他在上面画什么。朝向我们的是画布的背面。但镜子告诉了我们他看到的是什么。镜子里,小小的、有些模糊的,是国王腓力四世和奥地利的马里亚娜王后的头和肩膀,他们站的位置大致就是观者站的位置。那么,那块藏起来的画布,就是他们的双人肖像。委拉斯开兹画下的,是他画一幅我们看不到的肖像画到一半时的那个瞬间,而坐着让他画的人,就在我们此刻所处的位置。

这之所以不是一个小把戏,是因为它对画中人物产生的作用。公主、她的侍女、侏儒、狗、台阶上的内廷总管,他们并不是在为我们摆姿势。他们是画家身边的人,凝固在一个小小的忙乱时刻里:一位王室孩子趁父亲的画家工作时来拜访他。左边的侍女玛丽亚·阿古斯蒂娜·萨米恩托正弯下身子,递给玛格丽特一只叫作 búcaro 的小红陶罐,里面装着香水:西班牙宫廷的贵妇们会吃这种带香味的陶土,好让皮肤显出苍白无光泽的色调,那个时代的医生一直在告诫人们别这么做。右边的侍女伊莎贝尔·德·贝拉斯科正屈膝行礼,因为国王和王后刚刚走了进来。后面台阶上的内廷总管停下脚步,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房间里除了画家以外的每一个人,都在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入口作出反应。

镜子之争

三百年来,艺术史家们一直在争论:这面镜子映出的,是站在我们这个位置上的国王和王后,还是那块看不见的画布上画的东西。这两种解读赋予了这幅画不同的物理规律。如果镜子映出的是房间,那么国王和王后就在场,这幅画就是一张快照。如果镜子映出的是画布,那么国王和王后根本不在房间里,整个构图就是对再现本身的沉思:美国艺术史家乔纳森·布朗在他 1986 年关于委拉斯开兹的书中,对这一观点作了最有力的论证。技术证据,包括镜子的角度和委拉斯开兹身后墙面的几何关系,大多支持第一种解读。国王和王后就站在你站的地方,画家正看着他们,而镜子捕捉到了他们,你站进来,就取代了他们。

《宫娥》的透视示意图,显示房间、画架和后墙镜子的几何关系

这是这幅画让人“等等,真的吗”的那一刻。欧洲最有权势的男人和他的王后,被缩成了后墙镜子里一个四英寸大的倒影,而画家,按宫廷礼仪,作画时绝不能直视他们,却利用自己这门职业的规则,把自己放在了前面,把他们放到了后面。从左往右读,这个房间里的等级是:画家、公主、侍女、侏儒、狗、内廷总管、国王。国王是你最后找到的人物。西班牙画家兼艺术著述家安东尼奥·帕洛米诺曾采访过认识委拉斯开兹的人,并在 1724 年写出了第一部委拉斯开兹传记,他称这幅画为“绘画的神学”。这差不多说对了。其论点是:画家在观看时,正在做一件属于神学的事。他在创造可见之物。

撑起整个房间的公主

位于画面几何中心的孩子是玛格丽特·特蕾莎,生于 1651 年 7 月 12 日,腓力四世和奥地利的马里亚娜之女。她五岁。委拉斯开兹从她两岁起就开始画她,画了一系列肖像,每两年一次送到维也纳她的舅舅、也是她未来的丈夫利奥波德一世那里,好让这位神圣罗马皇帝看着他的新娘长大。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那幅约作于 1659 年、穿蓝裙的玛格丽特,是这些“近况报告”中最有名的一幅。在《宫娥》里,她穿着一件更硬挺的银粉色裙撑(guardainfante),这种宽大的鲸骨裙撑造就了西班牙公主们特有的轮廓,她的金发两侧梳得平平的,脸被一扇我们看不到的窗户照亮。1666 年,十五岁的她嫁给了利奥波德,六年后去世,年仅二十一岁,生前怀孕四次,只有一个女儿活了下来。《宫娥》的忧伤,部分是事后才有的。我们知道画面中央那个小女孩的一生将会多么短暂。

迭戈·委拉斯开兹,《穿蓝裙的玛格丽特·特蕾莎公主》(1659 年),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画中的两位侏儒并不是装饰。玛丽亚·巴尔博拉是一位身份体面的哈布斯堡宫廷仆从,被留在宫中做公主的玩伴;尼古拉斯·佩尔图萨托是一个十岁左右的意大利小男孩,后来长到了正常身高,最后在奥地利宫廷做到了内廷总管。委拉斯开兹还单独画过侏儒,其中五幅全身肖像保存至今,在这些画里,他给予他们的庄重,与他给予王室人物的一样。在《宫娥》里,巴尔博拉直直地看着观者,神情是整幅画里最平静的。她是房间里第二个在注意你的人。第一个是画家本人。

有一个细节可以驳倒任何把《宫娥》当作噱头的解读:那条狗。躺在前景里的獒犬不是一个填充道具。它在呼吸,睡着了,毛发和分量画得如此精确,是装不出来的。委拉斯开兹用大约八十磅重的一条熟睡的狗压住了画面的地面,正是这条狗告诉你,画家不是在开玩笑。这是 1656 年一个真实的下午,一个真实的房间,里面有真实的人。

他在自己身上画了什么

委拉斯开兹胸前的红十字,也就是圣地亚哥骑士团的十字,是这幅画里最明显是后来添上去的部分。国王在 1659 年 11 月封委拉斯开兹为圣地亚哥骑士,那是《宫娥》完成三年之后,而画家在 1660 年 8 月去世。这个十字要么是委拉斯开兹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自己加上的,要么,按照帕洛米诺 1724 年的传记,是腓力四世本人在委拉斯开兹死后亲手画上去的。普拉多博物馆的 X 光检测已经证实,十字是画在早已干透的紧身上衣之上的,但无法告诉我们握笔的是谁的手。无论如何,这个十字都是一次身后的修改。委拉斯开兹希望被人记住的是一位骑士,而不只是一个画家,而国王通过提拔他,完成了这幅画。

那个十字如何来到画上的故事,就是委拉斯开兹整个职业生涯的故事。在宫廷里供职的西班牙画家,严格说来是手艺人:他们和给马车轮子上漆的镀金匠、给教区礼拜堂画祈祷画像的工匠属于同一个行会。委拉斯开兹花了三十年时间,通过国王的宫廷四处游说,想被承认为贵族,也就是被承认为一位不靠受雇动手干活谋生的绅士。要进入圣地亚哥骑士团,他必须证明父母双方四代都是贵族血统,没有犹太或摩尔人祖先,没有被定罪的罪犯,家族里也从来没有人从事过“下贱的行当”,而为钱作画就属于这一类。调查人员传唤了一百四十八名证人,结论是委拉斯开兹偶尔接受过委托,这本来会让他失去资格。国王还是靠教皇的特许让他进了骑士团。《宫娥》里他胸前的十字,就是一个宫廷官僚问题的答案,而他花了三十年才赢下这个问题。

你至今仍可以站进去的房间

画出《宫娥》的那个房间已经不存在了。1734 年平安夜,旧阿尔卡萨宫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成平地,大火烧毁了西班牙王室收藏中大约五百幅画,其中包括委拉斯开兹为国王画的大部分肖像。《宫娥》是被人从窗户扔出去才得以保全的。根据损失清单,人们在雪地里找到这块画布时,上面有一道裂口,从右下角一直延伸到公主的右脸颊,王室宫廷的一个工作室在那个冬天修好了它。如果你在侧光下看画的右边缘,还能看到修补的痕迹。站在普拉多博物馆的《宫娥》面前,你看到的是一位幸存者。

1819 年,也就是拿破仑的军队撤离马德里六年之后,普拉多博物馆迁入了胡安·德·比利亚努埃瓦设计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宫娥》从那以后一直在那里。它挂在比利亚努埃瓦大楼的第 12 号展厅,这间展厅的灯光和比例是专门为了与原来的房间相匹配而选定的。Chiaro 会在这幅画面前为你讲述镜子之争、那条狗和圣地亚哥十字,于是那些你需要看到、有名有姓的细节,玛丽亚·萨米恩托手中的 búcaro、公主脸颊附近的修补痕迹、内廷总管在后面台阶上的停顿,都会在你站在唯一能让它们说得通的位置时,被一一指给你看。

《宫娥》中委拉斯开兹自画像的细节,站在画架前的画家

毕加索的五十八个版本

1957 年 8 月,七十五岁的巴勃罗·毕加索把自己关在戛纳上方加利福尼亚别墅(La Californie)三楼的画室里,开始画《宫娥》。他画了五十八次。这个系列花了他四个月。他重画了整个构图,也单独画了公主、门口的内廷总管、狗、侍女、画架前的画家。有些版本是灰度的,有些是刺眼的橙色和酸黄色,有些把人物拆成了毕加索三十年来都没认真用过的立体主义平面。整个系列如今都在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毕加索在 1968 年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捐出,只提了一个条件:永远不要把它们拆开。他对他的传记作者罗兰·彭罗斯说,他想“按我的眼光重新组合委拉斯开兹”。19 世纪的一位评论家曾对年轻的毕加索说,临摹古代大师是学画的唯一途径。五十年后,他临摹了委拉斯开兹。把委拉斯开兹的《宫娥》和毕加索的版本放在一起比较,最容易看出:晚年的毕加索完全清楚委拉斯开兹在 1656 年做了什么,而且觉得自己必须作出回应。

这个回应之所以有意思,在于毕加索保留了什么。在全部五十八个版本里,房间的几何结构都是一样的。镜子在后墙上。内廷总管站在门口。画家和公主守着各自的位置。毕加索打乱了人物、调色和光线,但他保留了建筑结构,因为建筑结构就是论点。你不可能改编《宫娥》而不尊重那些透视线,它们交汇在后面台阶上内廷总管手肘的弯处,那是房间的灭点,也是整个构图的眼睛。

该看什么

站到展厅的最远端,大约往后退二十英尺。画中的地面看起来应该和你脚下的地面连成一片。找到画家的眼睛。他在看你。找到那面小镜子。国王和王后在看你。再找到后面台阶上的内廷总管:他停在门帘边,因为他也能看到你。房间里有三双眼睛看得见你,再加上侏儒玛丽亚·巴尔博拉,一共四双。大多数画里只有一双,或者一双也没有。走近一点。公主变大了。镜子变小了。狗的分量没变。看看委拉斯开兹握着画笔的右手。画笔蘸满了颜料,却还没有落到画布上。他还没开始画他的画。他正要开始。

这就是画家在《宫娥》里所做的事。他给你看的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瞬间。国王和王后的那幅肖像,也就是画架上背对着你的那一幅,将在这个下午由这只手画出来,而三年之后,他会因为像他正要开始画的这样的画,成为圣地亚哥骑士。我们正在看的这幅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正要开始画的那幅画需要一个见证人。委拉斯开兹是见证人,我们也是。